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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14”西藏暴力事件，到巴黎奥运火炬传递，西方媒体空前团结起来，枪口一致瞄准中国，弃新闻理念和新闻道德如蔽履，赤裸裸地利用虚假新闻围剿中国。此种行径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是一直把西方作为榜样的中国年轻人的感情。在这其中，为了显示西方新闻的“公正”，他们也邀请部分中方人士参与辩论，这里面有资深媒体人士，也有中国驻法使馆的官员，还有在法留学生，但在辩论会上他们无一例外处处受制，无法公平表达意见，本报记者为此特意采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让他们现身说法，亮出西方新闻媒体所谓的“自由理念”。

　　　　　　　　　　　　　　　　“一个人的战斗”

　　中国上海《文汇报》驻法高级记者郑若麟最近参加了除法国电视1台、2台、3台综合台外的几乎所有的法国视听节目的辩论会，《欧洲时报》资深编辑董纯参加了覆盖法国、比利时、瑞士、加拿大法语国际电视台（TV5Monde）时事评论节目《报亭》的时事辩论会。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曲星更是以使馆官员身份参加了法国公营电视台法兰西二台（FRANCE 2）3月27日西藏问题讨论会。他们共同点都是：一个人的战斗。一位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媒体与其说是让他们发言，不如说是把他们当作审判的对象。

　　先看一看曲星公使面对的阵势：政府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亚德、前社会党总理法比、主张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协会代表和对中国抱有极深偏见的《解放报》主编约弗兰，再加上操纵舆论的主持人：以一敌五。4月7日法国5台辩论节目《巴黎无圣火》上，郑若麟一人面对四人，董纯4月13日在《报亭》参加的辩论会上共有一名主持人和五名外国驻法记者，而站在公正立场上的只有一位非洲记者，等于也是一对四。从一开始，他们就处在这样的阵势中。

　　郑若麟质问：在这样的环境中，真话说一遍，谎话说五遍，你能记住哪一个？他告诉记者一个例子。他与法国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雅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那场电视辩论，在开始时，电视台通知他，只有诺埃尔·马梅尔一个人。郑若麟知道该人是电视记者出身，能说会道，于是提出要求：你要给我们一样的时间，虽然法语不是他的母语，语速较慢。电视台保证，一定给大家同等的时间。但就在节目录制前半天，电视台打来电话，说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亚德要来，你还参不参加？郑若麟考虑如果不去，就把整个话语权交出去了，要去，他要求要给他尽量多的时间，不然不公平。对方一口答应，但事实上15分钟的节目，给郑若麟的时间不足3分钟。

　　在人数上占劣势的同时，在话语权上也无法占主动。郑若麟指出，主持人占有绝对的优势，他知道要问你什么，要把你导向哪里，他总能找到一些你准备不到、很难应付的角度，最重要的是他掌控绝对话语权。他们会在节目中安排你最后说，而且在关键问题上打断你，或转移话题，或控制你的时间，或用手势干扰你的思路。重要的是给你戴帽子，例如说你是政府的代言人、被政府洗脑等等，以降低你话语的可信度。

　　3月27日，曲星公使参加的辩论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主持人娴熟运用话语权的给予和转换，让提倡抵制北京奥运的人士充分表达意见，同时在顺序上采用先在位政界人士、再在野政客、接着职业团体和媒体人士，这样给人一种面面俱到、各界看法齐全的错觉。既然他们都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舆论就可一面倒了。然后，让曲星公使表态回答问题，却不让他说透，到关键时刻，予以打断，使之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给人以一种中国官方说法站不住脚的印象。

　　董纯指出，新闻工作者的天职使我们不停息地追求真理，而有机会能在国际同行聚集的环境下展开辩论，实是幸运，自己坚信“兼听则明”的道理，不仅个人孜孜以求，同时向身边的记者朋友们介绍中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进一步获得更多人的理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今天的西方媒体由于被金融利益集团收购，新闻界的所谓独立言论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表面上的自由言论实质掩盖着根深蒂固的一言堂（la pensée unique），正在往偏见执拗的死胡同里越走越深。而形式繁多的传媒工具并不能使公众听到更多符合实际的声音。

　　事实上，讨论会基调早已确定，主持只是引导大家往其结论走，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事实真相。他们提的问题就是一个陷阱，让你处于被告的地位，无论你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能扭转。

　　郑若麟在电视辩论过程中指出，真相是“汉人遭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残害”，于是议员先生便说他是“亲政府的记者”；当记者批评对方偏听达赖流亡政府一面之词时，法国人权国务秘书便质疑他为何不相信她得到的信息。但当记者请他们拿出“残酷镇压”的证据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郑若麟一针见血指出：法国媒体上的喧嚣底下，是可怕的“政治正确主义”的专制，是政客玩弄民意、操纵舆论的图谋，而失去了话语权的法国普通公众，则成为这场空前规模的舆论操纵的真正意义上的“牺牲品”。

　　董纯女士在参加了十几年的法国电视辩论后，深感偏见离谬误只一步之远。她借用德国女哲学家汉娜·阿杭特话说：“当真相不被确认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出闹剧。”她表示，若非亲身经历，可能会天真地以为，在此地可以真正获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言论权呢。

　　　　　　　　　　　　　　　　石头里喷出的火焰

　　尽管他们的话语权一再遭打压，但是只要他们一有机会，还是勇敢地面对讥讽、挤压、误解和嘲笑，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尽量让被蒙蔽的法国受众知道更多的真相。

　　在与法国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亚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电视辩论时，按以往的经验，郑若麟深知，对方不会给他很多发言的机会，而且对于“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客，说服他们改变立场完全是徒劳，那么他所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时间，说明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辩论中，他坚持自己的思路，将自己所了解的西藏“3·14”真相讲出来，虽然他的话屡次被打断，还是顽强地讲完。他描述了法国媒体避而不谈的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时在场的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国游客所写的“现场观察”或“亲历”，以及被众多媒体“忽略”的法新社的一则报道，一位名叫奥雷利安的法国游客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骚乱分子如何残忍杀害一名无辜过路青年的事实经过。节目播出后，一位家住里昂的法国妇女千方百计找到郑若麟的电话，就是想告诉他：她长期以来就是“藏独”、“台独”等的支持者，因为她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现在她知道了事实的另一面，她为自己过去的作为而羞愧。

　　法国人以其价值观而自豪，很少顾及他国，甚至不屑一顾。董纯谈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西方人的价值观着手进行辩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先前的辩论中，董纯曾试图讲述一些西藏历史事实，对方根本不听。她转而问道，勃朗峰属于法国吗？答案当然是。那么它从来就一直属于法国吗？答案当然不是，那是后来的事。董纯指出，对。可是在勃朗峰还不属于法国的时候，西藏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主持人语塞。谈论到“3·14”事件，对方说中国政府“镇压”了。董纯反驳说：你怎么说是镇压？是“藏独”分子挑起事端。对方说：“我们没看见，你们不让我们记者进去。”董纯反驳：“你们没有去，怎么就说是镇压？西方不是崇尚尊重事实吗？”对方哑口无言。

　　一位比利时观众在看了辩论直播后，给电视台写信，指责他们阻止中国记者说话，以推论当事实，欺骗了法国公众。“西方尊崇‘疑罪从无’，你们根本没有看见中国犯罪，就给人家判了刑，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

　　号称在北京奥运圣火来到巴黎时进行了“客观报道”的《解放报》，在4月7日报道奥运时封面大标题是“解放奥运”，头版刊登着将奥运五环变成五个手铐的画面。在记者收看、收听、阅读的电视、电台、报刊上，到处贩卖“手铐五环”的“记者无疆界”主席梅纳尔无处不在，成了法国反对北京奥运的急先锋。在这样媒体一边倒的情况下，西藏问题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为法国公众所了解。而法国电视台处理画面时的裁剪方式令电视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议者”。在一次电视辩论中，郑若麟展示了他收到的一个法国电视观众自己制作的漫画，上面也是五个手铐，但铐住的却是梅纳尔、巴黎市长德拉诺埃等人，题目是《和平的敌人：巴黎；2008年4月7日：强盗无疆界组织》。当他在镜头前展示时，主持人立即说：“这是宣传！”但问题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将奥运五环扭曲成五个手铐，这难道就不是宣传吗？当郑若麟反问对方时，对方哑口无言！“如果你也承认这同样是宣传，为什么法国媒体如此广泛地将‘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这幅宣传画到处传播呢？”这自然是一个法国媒体无法回答的问题，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对于中国人尊为英雄的保护圣火的残疾人金晶，也成为法国媒体取笑的对象。在辩论中，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录像：金晶抱着火炬，在她前面一米远的地方，警察将抢夺火炬的“藏独”分子扑倒。然后主持人就嘲笑说，这就是你们所尊崇的“英雄”，就是这样保护火炬的。郑若麟彬彬有礼地要求把电视片再倒回来，回到前面警察逮捕“藏独”分子之前。主持人说没有了。郑若麟说，就在这之前，这个人已经抓住火炬，并对金晶的身体进行了攻击。主持人说：“没有，我没有看到。”郑若麟指出，是，因为你们没有拍，或者没有播放出来，可是中国记者拍到了，并且现在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你怎么会没有看到？因为不符合你们的新闻标准。

　　董纯认为，参加这样的活动，一是让人进一步认清了西方媒体的“客观”和“自由”，了解了他们的操作方法，二是坚信登上这一讲坛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记者面对的是全球法语国家广大的电视观众，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尽管任务十分艰巨，但“滴水穿石”，必有后效。

　　郑若麟表示，他参加辩论、接受采访，就要起到这样几个效果：一是要让法国人知道，他们的媒体没有说真话，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的媒体不老实；第二，让他们看到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形象，不是他们所宣传的中国人穷凶极恶的样子。相反，衬托出对方蛮不讲理、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狂妄。三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表演，戳穿法国媒体的假自由、假公正。

　　　　　　　　　　　　　　被挟持的法国民众正在觉醒

　　正如中国记者所想，他们在电视台的表现正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越来越愿意接近中国事实的真相。他们发现，一些普通法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主要是受蒙蔽不了解中国，而他们是可以改变的。

　　在看了曲星公使舌战群“儒”辩论的电视节目后，一位17岁的法国小姑娘愤怒地指出：“他们那么多人围攻一个人真可耻！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让那个中国大使馆的人说话。他（指曲星）应该到人权法庭去告他们。”一位观众在看了这个节目后，给本报来信指出：“这次法国电视二台的节目，显示了西方媒体的一个重大缺失：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操守的缺失。对一个问题不了解和不理解不要紧，可以通过报道讨论来澄清。但如此一面倒的倾向性，却扼杀了事实的真相，误导了公众舆论。尤其是这样的节目由法国重要的公营电视台法兰西二台来播出，由大腕主持人阿莱特·莎伯主持，就更不一般。这样的报道方式，很难说是民主国家应有的方式。在这次节目中，人们还嘲笑中国对媒体的管制，显示法国媒体的自由，但这恰恰是个极大的讽刺：连对西藏问题不同的看法都不让多说，哪里还有媒体的公正？无独有偶，最近以来，凡是有关中国的、华人的报道，法国和西方媒体不公正的地方数不胜数：从中国制造的商品、食品质量问题、到中国人消费影响西方物价的说法，以及“中国留学生等于间谍”到“华人黑手党”等等，期间的报道又有哪些是经得起事实和时间检验的？”

　　郑若麟参加各大电视台辩论后，他的电话与邮箱被一些热情的不知名的法国观众打爆，手机一天要换几次电池。在他与法国人权事务秘书拉玛·亚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电视辩论后，一位网名为费尼毛尔的网友对法国媒体提出强烈质疑：“法国电视、广播、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显示出它们是受操纵的，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场针对中国的仇恨宣传是如此虚伪，证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些人只字不提发生在西藏的真实情况，也不解释西藏僧侣政权的真正目的……”随后这位网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游客和“最后一位留在西藏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所写的所有文章的链接，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观众贝诺瓦·卡扎班在给郑若麟的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纠正这一切，你出现在电视上使真相得以重现，同时也使一边倒的舆论重新略为平衡，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至今，法国媒体就缺乏职业道德。”

　　在看了他4月7日晚的电视节目后，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国人发来电子邮件，谈到他是如何看待那一天发生的事的：“4月7日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些职业挑衅者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媒体精心策划并毫不受惩罚地干扰了圣火接力。”“请相信我，昨天这件事……远不是如《解放报》等声称的是他们的一场胜利……因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在圣火经过的全程，并没有十几万人，仅仅数以千计而已；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前来支持圣火的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或奥运五环旗，他们才是大多数（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样）。所以，反对2008北京奥运的人仅仅几百人而已……”

　　董纯在参加完《报亭》节目，指出了3月14日西藏事件的真相后，一位加拿大电视观众在给她的信中说：“我十分气愤地看到，中国记者被阻止澄清（西方）公众如何被操纵、误导的事实。而这正是引起西方抗议浪潮的原因所在。主持人藉口他的节目不是政治论坛因而打断发言。有人声言，如果确有舆论操纵，最好的办法是让外国观察家进入西藏。我们要问，那是什么‘观察家’？是西方人民的真正代表呢，还是新闻贩卖者？尚未了解真相便以先验指控对方有罪的所谓记者能给公众带来什么客观公正的消息呢？”“媒体要塞给我们的就是西方报刊天天吹嘘‘中国没有’的这样一种‘言论自由’吗？”

　　董纯告诉本报记者，从1996年起，她就参与该台电视辩论节目，这么多年鼓舞自己坚持走下来的，正是这些电视观众。她收到很多电话和信件，都是对她表示支持的。曾有一位台湾观众给她写信，表述他的兴奋：“终于有中国人在法国的主流媒体上为我们中国说话了，讲事实，我们为你鼓掌。”她好几次走在路上，会有人突然对她说：“我看过你的节目，说得非常棒。”她觉得，我们要有耐心，把该说的话说出去，“润物细无声”。东方与西方的交往，相信通过对话能推动，用冲突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郑若麟参加完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刚回到家，就收到了网友雅克·贝拉格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将奥运会挟为‘人质’非常惊愕！现在在法国时髦的正是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

　　　　　　　　　　　　　　　　　　　　　　　　　　　　　　本报记者 黄冠杰